文津好书丨行走山河，为文化抗战立传——《绿色的火焰》书评

夏欣

《光明日报》科技部原主任

我看到宜良老火车站还剩一座孤零零立在黑夜中的高大水塔和一幢窄小的法式旧楼，这夜色中的两个黑影见证了宜良城里住过的越南人、法国人、革命者、野心家……他们一个个若有所思，接踵而至，一晃而过，埋在了时间的泥土中。只有钱穆在，他的名字，至今挂在宜良县城一座著名的寺庙门口”。

——读《绿色的火焰》，被这样的场景和文字拽着，我看到北大教授钱穆与家人别过，带着夹层藏了六大本笔记的木箱一路南下，在战争的硝烟中辗转四个月，先后落脚西南联大蒙自、昆明两个校区。为了安静地写一部中国通史，他每周前三天在昆明讲课，周四坐黄包车或马车到火车站，再登上慢吞吞的小火车到宜良，在寂寥的寺庙里读书、思考、查阅、考据、写作。13个月后，经河内到香港，亲自把50余万字的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1940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他在书的扉页上赫然写下“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开篇呐喊声声，应了说他“吼叫般讲课”的传闻。战时的一本史书竟激发起中国人炽热的抗日热情，促使人们反省和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书中人物战时长住在乡下的，还有在英国拿了博士学位的费孝通。他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与建设，抗战时一次次从昆明搭送货的卡车到100多里外的禄村，一住一两个月，还要兼顾在云南大学授课。作者踏访禄村，又寻到费孝通当年租住在昆明北城墙边上的荨麻巷原址。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在1938年日军轰炸频繁的那些天，有次费孝通跑警报回来，荨麻巷直接被炸没了，他摸回家的位置，找到桌子，拂去一寸厚的尘土，竟发现一沓稿纸完好，即刻转悲为笑。挪到呈贡再安家后，在隆隆战火和东躲西藏中，他完成了中国现代社会学名著之一的《禄村农田》。

同样令人感慨的，是这部书作者张庆国田野调查式的实证创作过程。他在确定选题后，一次次离开书桌，拖一只行李箱，“只身出发，慌乱辛苦，随时调整计划”，用三个月行走半个中国，逐一实地寻访，决心用坚定的脚力加笔力考证史料，补阙拾遗，创作完成这部“背景悲伤而壮烈的抗战史”作品，还原中国知识界在民族危难的流亡中，坚守笔墨，文化抗战，守护文明的英勇群像。

选择“重走”不是复刻，也不仅仅是致敬前辈的虔诚态度，而是带着思考去体验、印证和沉淀那一段历史真实，有更多落笔为证的底气。因为“历史不只是年份和事件，更是人类过往的生活史和生命史，没有胸怀和历史见识，作家无法写出人类复杂的生活与情感（作者后记）”。这就是张庆国跨15省达25地，记下15万字的笔记，整理出50万字的采访文字与现场录音文稿的意义。虽然实地和实物会有所变化，内心还是会有那份触动，还会有种种意外收获。行走和寻访中的思考来得更加深刻和可靠，作品的真实度和感染力会随之自然跃升，其文学性亦始终伴着慎重严谨的创作态度。

书中叙述其实是比较沉静和克制的，但读时还是会被扑面而来的现场感和细节魔力抓住，时空交错中，战时人们对待生活与文化的态度无比鲜明。

跟随作者从江西南昌到吉安，再到广西河池，又到贵州的遵义，追溯战火中浙江大学被迫四次南迁的那段泣血的岁月。科学家、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在钻山沟考察新校址的路上，闻妻儿突然卧病，待路远迢迢赶回上一个校址，儿已故，几天后目睹妻亡故。战火逼近，来不及悲伤，他料理完妻子、儿子的后事，不得不再赴广西，继续筹划学校迁址。然而1939年2月5日，日军投下燃烧弹、爆裂弹118枚，再次炸毁新校址所有设施。怀揣无比的悲愤，学校边分散上课，边到更高、更隐蔽的宜山上再造新址……最可谓山河破碎，草木不死。

还有《黄河大合唱》这部旷世杰作诞生前后的那些人和事：冼星海、光未然在上海抗日歌咏大会的初识，七七事变后又在延安的再相遇，二人在边区医院重逢时，光未然激动说起黄河带给他的巨大心理冲击，当晚失眠，灵感迸发，冼星海受到感染，燃情谱曲。这部作品创作完成并首演，正是在日军飞机三次接连轰炸延安的灰暗时日。

书名取自穆旦诗《春》中的“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这抹绿，是在战火和焦土中倔强生长的生机，阅读中，心弦常常被贯穿全书的这个意象拨动。

任何时刻，人类的文化活动都不会被阻断，即使在炮火连天的至暗岁月，大后方各个领域的文化活动，中国知识界的风骨和抗争精神，便是战争时期人类文化顽强存续的真实模本。文化的生命力为什么如此强韧？民族的力量为什么如此不可战胜？是这部非虚构作品的创作者一步一行，倾其心力想要解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