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畔，烟火中，旬阳故事悄然生长。

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有泥土的芬芳、生活的回响；这里未必有惊世巨著，却饱含真挚的情感与独特的乡土印记。

旬阳市文化馆推出“秦巴艺苑”栏目，为您打开一扇窗，聆听来自旬阳文艺创作者笔尖的心跳。我们聚焦——那些扎根于田间地头、街巷市井、寻常人家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小品等，通过他们的作品，走进旬阳的风物人情，抵达作家内心的故乡。

今天我们推出旬阳籍作家杨才琎的小说、散文作品。

一梦到月圆

杨才琎

从大东沟向南六七里，就是以前的乡政府大三岔。东沟和西沟在这里碰头，交汇成一沟，这条变粗变胖的沟有了另一个名字：沙沟。沙沟很短，流不过两三里，就一头扎进汉江，汉江的水吞了沙沟的水，就像人咽了一口唾沫。

东沟、西沟在大三岔冲出一块小小的盆地，四周一圈的高山刀砍斧劈，太阳每天自东沟升起，又落到西沟里去。大三岔之所以叫 “大”，是因为西沟里还有个小三岔，小三岔周围的山没有大三岔陡，但峡谷中没能冲积出平地，河口处只有一家开着杂货铺的老式铺板房。我小时走亲戚从那里过，常见到铺子里坐一个特别美的白发小脚老太太，听我爸说，她家以前是小三岔里最富有的地主。

大三岔过去有一条街，仿佛蜀河老街的模样，只是规模很小：一座乡政府、一家卫生院、一家储蓄所、两家杂货铺、一家铁匠铺、一家中药房、一座小学、一座中学，其他就是住户的低矮瓦房或石板房。靠溪边还有一家理发店，土墙石板房子，出门就是架在溪口上的铁索桥，桥上铺胳膊粗的栎木杆子，人走在上面，桥吱吱呀呀晃悠，透过木杆子间的空隙向下看，沙沟水哗啦啦地流。理发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瘸着一条腿，人们不叫他的名，叫他贾掰子。“掰子” 大概是我们当地特有的发音。

贾掰子不光理发，也兼着贩鸟。就是让乡下的孩子们捉画眉的雏鸟卖给他，用黄粉虫养着，每天和一只毛色棕黄的老画眉挂在一处学鸣声。老画眉在精致的竹编鸟笼里跳上跳下，歌唱声出奇地响亮动听，就像一根有弹性的彩带绕了无数个圈。调教好的画眉卖出去，据说能得很高的价。或者他的主要营生是调鸟，而理发则是副业。

上初一的时候，贾掰子的闺女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是个很健康的姑娘，头发很黑，梳着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声音响亮，像她爹养的画眉一样好听。“贾玉梅，你来做班长吧！” 班主任在第一堂课上说。然后，到退学之前，她一直是我们班的班长。

乡上搞了一次社教大汇演，舞台就设在初中的操场上，学校专门放半天假观看，其中有个节目演了一段《红灯记》。从那以后，贾玉梅就被同学们称作李铁梅。“铁梅呀 ——” 有人这么喊，就有人接着唱：“—— 你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婶儿不登门 ——”。贾玉梅涨红着脸，眼睛瞪得圆圆的，她追着那些捣蛋的同学们满操场跑，脑后的辫子像水蛇一样扭动。

初三的第一学期，来了一个新的物理老师。不同于黝黑粗蛮的庄稼汉，他很年轻、很白净，大学才毕业的样子，留着盖住耳朵的长发，样子有些像录音磁带封面上的木村拓哉，成了学校许多才开始发育的小女生的梦中人。而贾玉梅已经出落得像个大姑娘了，她常常在物理老师的课堂上出神地盯着他，眼里闪着迷醉的光。

那时候，山里的少年们真是蠢笨又单纯，十五六岁的年纪，懵懂得跟白纸一样。班里最调皮的刘冬子弄了个乳白的气球，吹得又薄又大，一群人争来抢去当排球打，气球晃晃荡荡在少年们的头顶飞来飞去，使大家欢乐了好几个课间十分钟。后来球破了。刘冬子说，气球是在溪边捡到的，说不定还有。于是放了学，一群半大小子在溪边的卵石间仔细搜寻。卵石滩上有许多花花绿绿的垃圾，头顶上是一排吊脚楼的窗口。

少年们捡了好几个气球，欢天喜地吹圆扎好。第二天课间，乳白的气球就在教室里弹过来又弹过去。物理老师来上课，看见气球，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像一颗被秋霜染过的柿子。“… 谁… 谁弄的？” 他结结巴巴地说，“快扔掉！” 正玩得高兴的学生们都面面相觑，谁也没见过他那种严厉又慌张的神色。

贾玉梅常常替课代表收作业给物理老师送去，又常常去请教问题。但她的成绩一直不是很好，经常去请教问题后，成绩下滑得更厉害。

第二个学期开始后不久，有一天正上着课，物理老师被校长叫走，回来的时候脸色灰白。他讲课的时候努力平复语调，但仍让人清楚地感觉到每个字符都带着无法控制的颤音。下课铃响，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等着同学们起立说 “老师再见”，而是向面前的空气弯了弯腰，就匆匆离去。

第二天，他没来上课；第三天，第四天…… 物理课换了一位中年女老师。这时候，有人发现，贾玉梅也没有来。

短短的街道和学校有了爆炸性新闻：物理老师拐走了年少无知的贾玉梅。出乎人们意料，贾掰子没有到学校来闹，他歪歪斜斜站在门口，将檐下的鸟笼取下来，一脚一脚踩扁，那只会唱婉转歌儿的画眉在临死前发出凄厉的惨叫。

贾掰子门前的吊桥就在那年的冬天被拆除，开始建一座模样粗笨的石拱桥。贾掰子不再给人剃头理发，每天坐在门前看匠人们砌石头。桥建得差不多了，只在拱桥的最顶端留一个刚好放一块石头的坑。这是当地的习俗：建好了桥，得用活物祭一祭，再封上桥心石，才能保得长久，或是一只鸡，或是一头牛。

祭桥那天，杀了鸡，放桥心石的当口，平日里只在门口呆坐的贾掰子一瘸一拐凑上前去看。清晨自东沟来的阳光刚好把他的影子打在那桥心的坑里，鞭炮一响，桥心石一落，便有人说：“毬了，贾掰子祭了桥了！”

人都说，那是命里的定数，迟不去，早不去，偏偏落桥心石时凑上去，合着那桥就该拿他的魂儿来祭。

贾掰子被 “祭桥” 后不久就开始生病，但看了许多医生都没有效果。他坐在门口一天天黄瘦下去，直至眼眶深陷，颧骨突起，像个包着一层皮的骷髅。

贾玉梅始终不见踪影。她母亲整天垂泪，有时哭女儿，有时哭男人，有时哭自己的命。时间一久，她眼睛看东西就模糊了。

那年柿子花快要落尽的时候，东沟和西沟都发了大水。东沟水和西沟水在贾掰子家的吊脚楼下 “掐” 起架来，它们撞击、咆哮、扭打，然后卷成一条浑黄的龙，在峡谷里嘶吼着奔腾而去。

贾玉梅的母亲就在那一天被黄龙吞掉了。有人看见从她家吊脚楼的眺廊上跃下一道草绿色的身影，然后消失在汹涌波涛之中。街上的人都记得，她常年穿一件草绿的褂子。

人们猜测她大概是眼神不好失足落了水，或者是不堪重负自寻了短见，总之是没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贾掰子却奇迹般地好起来。他仍整日坐在门口，瘦骨嶙峋，但面上渐渐有了些血色。路过的人打招呼，他也微笑着点头回应。看见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只有中药铺的范医生说，是他女人代他死，才换回他一条命。等到第二年柿子花开时，贾掰子已痊愈了，又重新拿起了推子给人理头发，只是屋檐下，再也没有挂起精致的画眉笼子。

我辍学后曾去他家理过一次头。屋子里很凌乱，地上、桌子上落满灰尘和碎发，看得出来，没有女人照顾，日子过得很困顿。他系着那个破旧的咔叽布围裙，微微颤抖的手握着剃刀给我刮脖颈的发根时，让我突然觉得命在旦夕。

再后来，我远赴他乡讨生活。大三岔就成了回忆里的地方。再后来，乡政府撤掉，卫生院撤掉，储蓄所撤掉，溪边的吊脚楼也拆掉，盖成了高高低低的小洋楼，街就更像个街道的样子了。贾掰子的石板房仍孤零零矗在桥头，在一众三层、四层的小洋楼的映衬下，像鹅群中一只灰头土脸的老母鸡。

有一年腊月二十几，我到大三岔置办年货，又看到贾掰子坐在家门口。他已经很老了，头发花白，脸上长着黑色的斑块。一对夫妇坐在他身旁，三人很快乐地聊着什么，两个半大的孩子围着他们奔跑嬉闹。

那个男人回头呵斥孩子时，我看到了他的脸，是刘冬子。岁月已将他催肥成一个庞然大物，但我仍一眼认出了他。他抬头迎上我的目光，愣了一会儿，站起来向桥上的我招手：“哦… 那个… 是你呀！…” 他的语气犹疑着，显然并没有认出我。女人却欢快地叫起来：“杨 xx 啊！好久不见，快来坐会儿！” 她热情招呼着，我却从她脸上找不出一点记忆里贾玉梅的样子。

她确实是贾掰子的女儿贾玉梅，她确实回来了。

刘冬子初中毕业后跟着亲戚进了南方的电子厂，几年后又上了建筑工地。他在工地上不做工人，而是给老板做打手，有一次下手太重，致残了人，被抓去坐了监…… 这些事我都隐约听说过，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娶了贾玉梅。“你… 你们…？”“你不是跟了物理老师了么？” 我几乎说出口来。贾玉梅仿佛看穿我的心思，很大方地拉住刘冬子：“啊，我们结婚了，想不到吧？” 她哈哈笑着，“娃娃都十来岁了……” 她叫住嬉闹的孩子：“来，叫叔叔……” 那大些的是个女孩儿，高挑的个子，黑黑的头发，扑闪着水汪汪的眼睛，像极了从前的贾玉梅。

我又开始记起物理老师，记起他仿佛木村拓哉的长发，记起他看到傻傻的学生们误将安全套吹成气球时窘迫而又假装严肃的样子。他姓蒋，我好多年都忘记他姓什么。他上课很有意思，做物理实验时让同学们尽情摆弄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有段时间教化学的女老师请假，他自告奋勇代课，同学们认为他比她教得好，把化学老师都给气哭了。

再次遇见蒋老师是在西沟一位亲戚家的酒桌上，他已经没有了当年那一头飘逸的长发，只剩一个发红且发亮的头皮。他也不再年轻白皙，只有中年人的油腻和虚肿。亲戚并不知道我曾经是他的学生，指着他介绍说：“这是我姑老表，你叫表叔的，在省城做食品生意，嬲的很。”“嬲” 在我们方言里是 “很厉害” 的意思。

我便和他碰杯。他喝了很多酒，变得很健谈，开很粗俗的玩笑。趁着酒兴，我问起二十多年前，他曾经拐走过一个女学生的往事。他愣愣地盯着酒杯，似乎想从纷杂的回忆里抽出一个线头，过了许久，才吃力地笑了一下：“咳！你说的是贾掰子的闺女吧！” 他在空中挥了挥手，像是在驱赶什么东西，“没有的事！”

我那亲戚向我眨眼睛，背地里说，他确实不曾拐人家闺女，是那女子缠得厉害，弄得流言蜚语四起，影响很坏，组织上就把他调离到一个偏远的乡下小学。没想到那女子又撵了去，他便被教育局除名，只得下海做起了生意。做生意挣了不少钱，那女子却不跟他了，卷了他一笔钱走了。

“他家辈辈做买卖的，你记得么？” 亲戚说，“小三岔那儿以前有家铺面房，对岸的一座榨油坊，以前都是他祖上的……”

我当然记得，那座铺面是三间很老的大瓦房，有一排灰里透黄的桐木门板，门里面总坐着个小脚老太太。她穿着斜襟的蓝布大褂子，满头银发在夕阳下闪闪发亮，笑得恬静祥和，那样子，真美。

哈儿叔

杨才琎

楸木园是我们这一支族人的发源地，后来又全部搬离了那里，但无论走多远，死后仍要埋回楸木园。那些以另一种形态活着的先人们永久地住在那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哈儿叔。因为他没有埋在那三棵栎树下，没有埋进祖坟里。

在旧时还有些规矩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进祖坟。比如早夭的孩童，没有生下子嗣的媳妇，和那些做了坏事被认为有辱门风的族人。进了祖坟的人里，有儿有女的占据中间地势及朝向好的墓穴，而未婚的光棍汉们，只能埋在坟地的外缘。

哈儿叔一生未婚，如果他在老院子里终老，三棵栎树下，即便是在坟地的边缘，也会有他三尺埋身之地。但是他活着的短短四十五年，一直都在和命运之神较量，最终失败，落得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那是个可怜虫，比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更加微不足道。他从来到这个世上和从这个世上消失一样无声无息，连一粒灰尘也没有留下，但我总会想起他。想起他，就会回望自己蝼蚁般的人生，思考怎样才算有意义。

哈儿叔大名叫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大概叔伯兄弟们也无人记得。他是三爷爷唯一的儿子。三爷年轻时被国民党拉了壮丁，解放战争中和共产党打仗，竟侥幸不死。在河南某县的一次战斗中负伤被俘。俘虏他的人居然是同样被拉壮丁的二爷爷，他已经带一帮士兵投诚，做了解放军的排长了。这个故事跟《聊斋》一样离奇，我一直不相信天下有这样巧的事，但他们两兄弟在年老时贫穷的日子里，喝一点酒，回忆当年的奇遇，混浊无神的眼里都泛着闪闪的泪光。

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三爷受了伤，便领了遣散费回到家乡，娶了老婆，生了儿子，起的名字就叫哈儿。

我们山里当地人讲话，在外省人听来有些四川口音，实际上偏向湖广方言。一般 “哈”“瞎” 不分，“解”“改” 不分。我没有弄清楚，“哈儿” 这个名字到底是指傻瓜，还是指眼神不好。据我看来，哈儿叔不但不傻，而且聪明过人 —— 他自他母亲那里遗传了一点点精神疾病，听说天才和精神病只有一线之差，凡有精神病的，大多不会太笨。他的眼睛确实有点异于常人，在阳光下会不停眨眼流泪。但他从不用火把，可以在漆黑的夜里行走。又或者三爷爷只是依本地风俗，取一个低贱的名字好养活。

因有个精神不大正常的娘，哈儿叔从小多灾多难，溺过水、坠过崖，被狼叼过、被蛇咬过，终于历尽艰辛长大成人，但他的右手所有手指以不可思议的样子翻转到手背上并生长在一起，成了个模样奇怪的肉疙瘩，他的半边脸上也布满浅白的疤痕，那是一场火留给他永远痛苦的凭证。

我上小学的时候，哈儿叔大约二十来岁，老院子里那么多人，独有他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不光是因为他熊掌一样的手和脸上的疤痕，还因为他与众不同的想法。在整个大东沟的人们还在按几千年来的传统在土地里刨食时，他已经开始尝试做改变了。

他借了十只抱窝的老母鸡，每个母鸡负责孵十四个蛋，算下来，如果按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率，可以得一百二十多只鸡仔儿，一百二十个鸡仔长大后，每只再孵十四个蛋……

在农村，每家都会养几只母鸡，它们下蛋是应付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买盐、买酱醋、买本子铅笔…… 但一般不会超过二十只。哈儿叔的宏大计划，已经超出家庭经济的小打小闹，开始向养殖户发展了。

这个灵感来自一个故事：一个穷秀才借了一颗鸡蛋，对妻子说，我将要成富翁了。老婆问为何，他说，蛋生鸡，鸡生蛋，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几年就会富甲一方。到时买百亩良田，建一座豪华庭院，纳一个漂亮小老婆…… 妻子大怒，夺过鸡蛋砸碎说，还敢娶小老婆，我杀了她！

哈儿叔大概没有想要娶小老婆，但一定想过暴富后盖房子娶大老婆。那时候他娘已经去世，作为他的父亲，三爷爷从来不阻止他追逐梦想。于是他家破旧不堪的屋子在那个夏天里充满了初生鸡雏叽叽喳喳的吵嚷声。很不幸，虽然每只母鸡都孵出了十多只鸡仔儿，但最终养大成鸡的只有两只，他的富翁梦就无可奈何地破灭了。

养殖失败，他很快又有了新的计划，决定发展种植，家里所有土地在第二年春天都栽上了柑橘，然后收拾行囊，出门远游去了。

当栽下的柑橘开始挂果时，他回到老院子，已经变作个道士的形象，蓄着长发和胡须，背一把黄穗的宝剑。他大概受了什么高人指点，完全脱离了俗务，每天早上握剑到院子里最大的场坝上，舞成一团白光，有时教我们这些小小的追随者们什么是仙人指路，什么是哪吒探海。那段日子，哈儿叔是院子里所有孩子的偶像，因为他有一把真正的宝剑。

不舞剑的时候，他执一管毛笔蘸水在墙上练字，院子里每一面光滑一点的土墙都留下过他的 “墨宝”，不过都极快消逝。地里的柑橘树结了很酸甜可口的果子，并没有见他卖一个，都成了院子里乃至村里其他人的零嘴儿，他笑笑，也不当回事，真有种超然脱俗的境界，但家里的日子，已经很恓惶了。人们吃了他的果子，背地里却都骂他不务正业。我那时却极崇拜他，不光是因为他有一把真正的宝剑，而是因为他像极了 “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 的颜回。而后来证明，我看错了，他只是个疯子而已。

我第一次听说武当山，就是从哈儿叔那里得来的，我便知道，他从那座仙山里得到点化，要做个出世的人。哈儿叔在院子里栽了十来根碗粗的木桩，小腿绑上沙袋每天在桩顶上跳来跳去。后来我看武侠小说，猜想他练的大概就是所谓的七星梅花拳。最露脸的那次，是在九二年乡政府社教总结汇演上耍了一套，台上掌声雷动，于是又舞了一回剑。汇演结束，乡长特意和他握手表示鼓励，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他练功更加勤奋了，常常鸡叫三遍，院子里熟睡的人就被他呼呼哈哈的叫喝声吵醒。但终究再没有人找他去表演武术，倒是一到年下，找他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

乡下帮人写对联没有一文报酬，纯属义务劳动。都是人夹了一沓红纸上门，讲究点的还自带一瓶墨汁，随性点的墨汁也不带。主人家搭了墨汁还得倒贴香烟茶水。哈儿叔家没有香烟热茶，但求写春联的也不少。听人说他只上过四年学，但写的毛笔字比村小学的老师还要好。

在乡下，字写得再好，剑舞得再好，都生不出一粒粮食。人们在请他写对联时客气地叫他哈儿，背地里仍说那是个不成器的。而他自己浑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又进行一项伟大的工程：他开始研究马列主义了。

虽然哈儿叔常有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比如在种玉米的时候播种麦子、把葡萄藤嫁接到梨树上、把鸡雏当鸭子养在水里，但我都觉得没有比他来研究马列主义更不靠谱的事。

那是一个让我特别失望的夏天，哈儿叔不再教我们练拳，而是无比庄重地在他卧房的房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马列主义研究室。卧房靠窗下摆着一张破烂木桌，上面摆着厚厚几摞没有封皮和有部分封皮的《毛泽东选集》。那时候，每个党员家里，或多或少都有几本《毛选》，如果没有被用来糊顶棚和墙壁，也没有被抹上糨糊打鞋底壳，那么还是很容易搜集到的。后来我想起来，既然研究马列，至少得有一部《资本论》、一部《列宁全集》或者《国家与革命》什么的。但没有，除了《毛选》，什么也没有。所以他这个名字起得很有问题，应该叫 “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更为妥当。

整个夏天，哈儿叔把自己关在闷热的土房子里，汗流浃背，赤身露体，全神贯注研究专著。他四月种下的麦子在九月变得金黄，外表饱满的麦穗里没有一颗种子。

我那时开始到十几里外的乡中心学校做寄宿生，不像以前每天能见到他。但每次看见，总觉得他的行为举止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像中心学校的校长，或者乡政府的书记。连我们大东沟里的人都说，要不是认得哈儿，单看他说话气派，还以为是个官儿呢。

他自己大概也觉得吃透了《毛选》的精髓，但迟迟不见有党派来的人请他做官，于是在某一天，穿上他最体面的一套破衣裳，到乡政府毛遂自荐去了。但我的想法和大东沟其他人的猜测稍有出入：他应该是信了 “理论武装头脑，实践夯实基础” 的话，找乡政府最高的党的代表辩论去了。

他很快鼻青脸肿地回到院子，关上门躺在床上三四天不吃不喝。后来听人说，被乡上派出所所长给揍了一顿。他练了多年的梅花拳和八卦剑居然在挨打时没能派上用场。

我现在回忆不起来哈儿叔是怎样熬过那段精神支柱倒塌而万念俱灰的日子，从那时开始，他开始口吃，所有行云流水的语句，到了他嘴里都成了藕断丝连的破折号。这令所有人都不曾想到。不出所料的是，他苦苦钻研的《毛选》纸张粘满了厚厚的糨糊，出现在他家的顶棚上、墙壁上。破旧小木桌上先前放《毛选》的位置，被另一种和桌子一样破旧的线装书占据，书的名字听起来特别古老：《张天师五雷正法》《刘伯温麻衣神相》《袁天罡堪舆大法》《诸葛神算》…… 自这时起，我的哈儿叔开始他算命打卦兼看阴阳风水的职业生涯，至死没有改行。

大东沟里的人没人请哈儿叔看风水，他无师自通的本领只能到异乡去向结缘的人施展。至于相面，我倒在某个老人的丧事上见他拉着本村一个大姑娘的手翻来覆去地看，可以想象近三十年的生命里从来没有摸索过女人柔软小手的男人是怎样一副急促模样，成了人们多年茶余饭后的笑谈。

他背着装有罗盘朱砂的挎包出门去，并带着那把宝剑，有时一两个月回来，有时大半年回来，看身上褴褛的衣衫就知道，他的生意并不怎样好。三爷去世时，由他亲自给堪了一穴坟地，哈儿叔在大东沟唯一一次生意主顾，是他的亲爹。

三爷死后，哈儿叔外出的时间更久，有时一两年也不曾见到他，他家的老房子年久失修，这里漏一点，那里漏一点，渐渐垮掉了。我家搬到新址以后，他有时回来，会到我家去坐坐，吃一顿饭，或住上一晚，然后回老院子他那个垮掉的家。我母亲劝他去镇上的敬老院生活，因为他完全够得上政策要求的条件，但被拒绝。他觉得自己还有希望，不想被关在一个院子里跟一群老头老太太数着日子终老此生。那时候我已经外出打工，已多年不见他了。

零九年的腊月二十七，家里正忙着洒扫，突然撞进个破衣烂衫的人，我吃了一惊，我妈叫起来：“哈儿，你回来啦？” 我又是一惊。

这个人蓬头垢面，走路歪歪斜斜。不知是不是身上单薄的破衣裳抵不住寒冷，身体不停颤抖。这已完全不是我记忆中哈儿叔的样子了。我下意识去看他的右手，是的，确实是哈儿叔。我叫了他一声，他偏着头，使劲睁开那双几近失明的眼睛。“噢，…… 阿…… 阿…… 卫呀，你…… 你回来…… 来啦！” 他摸索着把手里的木棍靠到门口，坐在母亲搬来的凳子上。“嫂…… 嫂子……，有吃…… 吃的没……，我…… 我……” 他乌青的嘴唇哆嗦着，我看到他脚上的鞋子糊满了污泥，一个脚趾头从鞋面张开的嘴里探出来，像条发黑的舌头。

母亲不等他说完，忙叫父亲去灶房烧火，又喊叫我：“阿卫，把你哈儿叔带到火炉儿去，天冷，烤一烤暖和。” 他慌忙站起来，几乎跌倒，我一把扶住，他轻飘飘的，触手全是骨头。他挣开我说：“没…… 没事，我…… 行…… 行……”

我大概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过乞丐了。当然，那些跪在熙攘街道上面前铺一张因贫失学或因病致贫的油印广告的人除外。这必须归功于伟大的党和政府，因为他们的努力，使大多数人都能丰衣足食。我几乎以为这个流传几千年的职业应该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消失了，但当见到哈儿叔，我几乎呆住了。

他倦缩进火炉旁拐角的椅子里，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酸馊味道。我钻进灶房，母亲一边翻炒锅里的米饭，一面抹着眼泪说，娃，你看没人管的人啥样儿，造孽的……

“造孽” 在我们那里是可怜的意思。我问母亲：“我都不晓得，哈儿叔咋成这样儿了？” 母亲铲起米饭往锅里倒午间的剩菜，“早都这样儿了，只是一年不及一年……” 她哽咽起来，眼泪滴到烧红的锅沿上，滋滋地响。

母亲心肠软。哈儿叔以前偷杀我家的鸡吃，我爸去说理，他提着他那把宝剑追着我爸满院跑。点苞谷时说我爸种过了界畔，拿镢头跟我爸干仗。他看中了我小姨，让我妈给他做媒，我妈不愿意，他便到处扬言要掼死我。可我妈一看到他后来那样子就掉眼泪，给我说，你三爷是个好人，那一年下白雨，我们晒了一场坝麦子，人都没在家，是你三爷一簸箕一簸箕给端到屋里，一点儿都没糟蹋。那年你发烧惊厥，眼看都不行了，是你三爷拿纸烟在你肚脐上烧了一下，才缓醒过来，你肚脐上的疤就是那次留下的。又说，你小时候淘气，成天都是你哈儿叔领着。他对你最好，种的葡萄熟了谁都不让吃，都摘给你……

我回想起来，三爷是个慈祥的小老头，看见院子里的娃娃总是笑嘻嘻的。他爱下棋，每次跟人下棋都安排我躲在他胳肢窝里给他偷棋子儿。有时候嘴馋了就哄我回家偷烧酒来跟他划拳，总是他输的多我输的少……

我也记起来，哈儿叔那时候除了脸上有点疤，长相白白净净的，走路说话斯斯文文的，一点儿都不像乡下其他那些黑不溜秋的粗野村夫。三婆死时他才十多岁，他真是…… 命不好。

母亲把米饭和烩的剩菜盛了满满一个瓷汤盆，我端给哈儿叔，他推辞说：“多…… 多了，吃…… 吃…… 吃不了……” 母亲说：“你不急，慢慢吃，吃不完就放那儿。” 又让我去倒半塑料杯烧酒。他不再推辞，埋头在盆边大口大口扒拉米饭，母亲不哭了，只是眼睛红红的，她说：“你吃慢点儿，别噎着了，喝点儿酒暖和。”

哈儿叔吃完一汤盆饭菜，喝完半杯烧酒，灰黄的脸上有了一点血色，他又坐回到火炉拐角，不停地抹眼睛和鼻涕。我爸悄悄到阁楼去翻旧被褥，抱两床铺到堂屋的竹床上。我坐在哈儿叔对面，想和他说点什么，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口。火炉里的柴柈噼噼啪啪冒着火星，从烟囱的裂隙中逸出，化成灰白落到我们的头上肩上。沉默了许久，他不好意思的样子抹了抹嘴说：“嫂…… 嫂子，哥……，我回…… 回呀！” 我妈眼泪又要下来，说：“回去干啥，屋都塌了，今儿黑就在这住……”

那天晚上哈儿叔睡在堂屋的凉床里，我在他一墙之隔的床上彻夜难眠。我清楚听到他断断续续的轻微鼾声、翻身时竹板的吱呀声和偶尔的梦呓声。哈儿叔在他乡流浪时北风呼啸的夜里会住在哪里呢？公园的凉椅上？铁路的桥洞下？街道的屋檐下？荒山的崖洞里？他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房子，他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吃过早饭，哈儿叔换了一身我的旧衣裳，拄着木棍蹒跚地走了，母亲追上去，塞给他一袋包子说：“哈儿，你到村上去把补助领着，一年不少钱够你花的。要不就去敬老院，别在外头跑了。” 他慢吞吞抬头说：“唔……，我去…… 去了，叫…… 叫我到…… 到村…… 村上商店拿…… 拿东西先过…… 过年……”

哈儿叔走远了，我听见母亲骂我爸：“…… 你们老杨家羞先人呢，个个光鼻子滑眼睛，叫兄弟在外头讨饭没人管……”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哈儿叔，过年之后他又一次从大东沟消失，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一五年秋天，村里有老人去世，邻里都回去帮忙，不知怎地就聊到哈儿叔，才听六堂叔讲，春末村委会接到一个警局的电话，从湖南打来的，说是在河里捞出个溺死的人，从兜里搜出身份证和残疾证，名字杨 × 宝，一说死者特征，是哈儿叔无疑了。

六叔说，人家要两万元捞尸费，他又没个儿女，谁掏？没人领人家就当流浪人员处理了。

哈儿叔就这样永远漂泊异乡。如果死后真有魂灵，他能找到回家的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