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鼓励和叮嘱（散文）

     父亲成家后，新生活刚起步。在我还没有记忆时，因长期在刺骨的渠堰里干活，父亲不幸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受当时医疗水平和条件所限，父亲的右腿伸不展了，天气一变就钻心的疼痛，落下了行走不便的残疾。一个青壮期的男人，本应顶天立地、为家人遮风挡雨，但他像风雨中折翅的山鹰，一时间无力地面对着残酷的现实。父亲的心里该有多么的愤懑和悲苦！

     改革开放之后，我家也和整个社会一样开始复苏。但1981年夏季突如其来的洪水，把父亲和母亲挣巴巴新修的两间房和原有的两间老屋变成了危房。发大水的那天夜里，站在高处的父亲凝视着冲开河堤、涌进村子的洪水，头上生出了许多白发。

     随着孩子们成长、就业、成家，生活的重负和苦难也开始稀释，日子进入了幸福的上升通道。可谁曾想，洪灾几年后重修的房子，在2010年端午节前无端地失火了。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急急地赶回老家。父亲呆呆地坐在污水尚存、残垣碎瓦的房子前，怯怯地望着我，像是他闯了祸，我读懂了他的心事 — 他怕又要花钱。

     那时我在市区工作，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出嫁了，老家只有父母两人。邻居发现起火呼救，父母才得以安生。“今后父母住在哪里？”当村支书问我时，我只说了一个字：“修”！哎，苦命的父亲、劳碌的父亲，又不得不操心修房施工的事了。

     父亲享年86周岁。他这一生，共住过五次医院，其中做了三次手术；修了三次房子；安葬了我的婆婆（奶奶）；办理了四个孩子的婚事。除去他未成家时的20多年和最后坐轮椅、卧床的15年，在他有效的不足50年的生命时光里，每隔三四年就要经历一件大事。这是一副多么沉重的生活重担！

     但是，病痛折磨、无情水火，并没有让父亲低下倔强的头颅。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和顽强，同母亲一道，用勤劳、节俭、精于安排，把日子安顿得井然有序、不落人后。即使在全国整体性缺吃的年代，他们用瓜菜代的方式也没有让我们怎么挨饿。父母还努力提供我们读书的条件和机会，让我们比较体面地成长、成人、成家，父亲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刚强执著的性格和巧于谋划的生存智慧，成为我们终身享用的精神财富。

     父亲的腿残疾之后，水田里的活路变成了他最大的痛。但在缺劳力抢三夏的紧张日子里，他毅然跳下水田。斜风细雨中，父亲孤零零地、摇摇晃晃吃力地、一锨一锨整理田角，培土、修筑田埂的身影，至今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也就在那时，父亲用他那艰难的举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担当的种子。

     父亲想得较远。记得大集体时，每每生产队放工之后，父亲总要在河边捡一块不小的石头抱回家。日子久了，院坝里堆满了石头。对于父亲的这一举动。母亲和邻居都不理解，都劝他要注意残疾的身体。又过了几年，日子有了起色。看似这些无用的石头，就变成了修房扎根基的必备材料。这时，大家才明白了父亲的用意。

      过去农村最忙的是三夏，最苦的是三夏，最关键的也是三夏。记得1987年夏收。父亲见我放了农忙假，马上通知姐姐和姐夫回家。加之两个也稍大了些的妹妹，让我们抢晴天、抓紧收麦。那天，我们顶着烈日，弯腰一镰刀一镰刀地割倒了近五亩麦子之后，又一捆一捆地运回家。大家都累得散了架。父亲给我们做饭送水，也十分忙碌。晚上，父亲见几家合买的小麦脱粒机闲置着，是个空挡。加之怕我的假期有限，姐姐也有麦田等着，硬是要让我们连夜把麦子脱粒了。我们疲惫地都干不动了，但父亲一点儿都不松口。当时我们都认为父亲有些不近人情，甚至在心里恨他。但谁也拗不过他。那一夜，父亲和我们干了几乎一个通宵。结果我家的麦子晒了一天之后，老天爷就开始下雨了，这一下就是半个月。那些没有及时抢收的人家，麦子都倒伏生芽了，而我家一点儿损失也没有。那次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抢时间，什么是笨鸟先飞，什么是未雨绸缪。

     父亲对我们姊妹管教很严，从不让我们睡懒觉。上学和繁忙时早点起床，尚可理解。农闲和放假无要紧事情时不能睡个自然醒？不能！父亲每天先早早起床，之后就一个一个地叫我们。稍有迟缓，手里的竹棍就抽了过来。这一严苛的要求一直延续到我成家离开他。天长日久，生物钟便形成了。至今，天一亮，我就起床。这无疑是父亲身教言传、严加管束的结果。

     上帝给你关闭一道门，自然给你打开一扇窗。父亲是一名老党员、老先进，虽然腿残了，但手里的活儿却学得很快，甚至一点即通。 上世纪70年代，为了方便社员缝制衣服，顺便照顾我家的生活，村支部决定组建大队服装缝纫加工组，首先便想到了我父亲，给了他一个学习裁剪缝纫技术的机会。在我们那个落后、保守的小村庄里，针线活被认为是女人的事，但父亲没有计较。拜师不久之后，父亲就能独立接活了，裁缝的衣服还有模有样。也因此，父亲成了村上现今为止唯一的男裁缝。

     父亲还会剪纸。这个手艺，他完全是无师自通，“偷学”而成的。逢年过节或遇有谁家婚嫁喜事之时，父亲心中有“画”，“喜上眉梢”“五谷丰登”，下剪即成。记得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后，由父亲带领生产队一帮人连夜赶制的花圈，摆在了大队设置的灵堂里最靠前的位置，自然当属其中最好的作品。父亲还是村上为数不多会扎制彩莲船的匠人。他的离世，也标志着村上这类艺人从此消失。

     其实，父亲做得最好的是过年的灯笼。他不是做普通的圆灯笼，他做的是鸭子、兔子等动物灯笼。动物的身架材料是铁丝和竹篾条，动物的腿是自己削制的木轴和木轱辘，鸭子的脖子是废旧弹簧；骨架基本成型之后再糊纸。糊纸时还要留下放蜡烛的口；其后是上彩，画动物的眼睛、耳朵、鼻子等。每到过年的时候，父亲总会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给孙女、外孙女、外孙子展示一下手艺。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的年节里，孩子们或拉着、或挑着他糊制的点着蜡烛的灯笼，一溜串儿地在村子里显摆，尤其是一摇一晃、活灵活现的鸭子灯笼，总会吸引了许多小朋友的眼球。那时，父亲和孙子们的脸上就溢满了甜蜜的笑容。我敢打赌，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2007年10月，71岁的父亲见村里比他年龄大的老人，时不时地去镇上的集市走走转转，就心痒痒地去了。谁想到竟不慎跌倒，摔折了髋关节。尽管经过医院手术换了一个金属替代关节，但由于他的腿本身留有残疾，从此就只能借助轮椅行走。十年之后，父亲连轮椅也坐不住了。这一卧床，又是五年。在这漫长的十五年里，我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都经常回去看望他，给他端饭、擦洗、翻身。我的母亲则全面承担了护理父亲的工作，用默默无言的“高级护理”诠释了一名中国女性的善良、勤劳、忍耐和任劳任怨。从那时起，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回去也就两件事：一件是给父亲擦洗身体，端饭递茶；另一件事，就是陪母亲说说话。今年3月的最后一天，我在家中不慎跌倒，造成胸椎骨折卧床，而不能回乡下看望父母。其间，我不断地与母亲和妹妹联系，了解父亲的情况，最怕父亲有点儿什么。世上的事，怕什么就来什么！父亲就在这期间悄悄地走了，居然跟我连最后一面都未见。我百思不得其解，悲痛于心，无法释怀！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我将这一萦绕在我心中的苦苦得不到答案的困惑与母亲交流。母亲慢慢地说：你爸刚强了一辈子，他不想让伤痛吓倒你。他料定，他一走，你就得回家。

     的确，听到父亲逝世的噩耗，我不顾一切地下床、下楼、下地，往老家赶；不能下跪，就恭恭敬敬地给父亲鞠了三个躬。在女儿的帮助下，给父亲上了三炷香；之后就是主理丧事。

     常言道：伤筋动骨100天。父亲落气的那天，正好是我受伤的第49天，还未到医生嘱咐的伤情好转的一半儿时间。但我下地了，顺着母亲的解释，我突然觉得，父亲的离世是他自己的有意之为。他是在鼓励我面对病痛和困难，脚踏实地、绝不畏惧、大胆向前！

     我愿意相信这个解释！

     父亲走的那天是世界旅游日。我们姊妹们都相信、都肯定：再也没有病痛的父亲旅游去了!

     父亲下葬的那天，农历的节令是小满，好像父亲在叮嘱我们：人生难能多如意，“小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