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培训中心任教，这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中国创办的三个英语中心中最好的一个，学生几乎全是中科院各所即将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我是该中心第一位教英语写作的中方教员，由于教学效果好，美国主任保拉·沙布亚克让我连教8个学期，学生们从刚开始不敢写、不会写，到写起来收不住笔，我倍感欣慰。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的世界朦胧起来，先是上课时读课文读错行，到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合拢……医生把诊断结果悄悄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夜白头。我患了一种罕见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失明将不可逆转！我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现实！周末和假期不再去图书馆了，而是在家人陪伴下，奔走在求医问药的路上。西医、中医、针灸，就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都尝试过了，都无济于事。当新办好的国家图书馆的借阅证递到手中，我已经看不清自己的相片了……终于，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漆黑！那年我29岁。适应黑暗的过程是一种煎熬。多少次，我习惯性的拉开窗帘……天，怎么老不亮啊！我对宗璞在《告别阅读》中的那种痛心疾首感同身受。然而，我坚信人类当“告别武器”——如海明威的那部小说名，但绝不可告别阅读！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30岁的我，盲校不收，只好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原以为盲文是世界通用语，其实不然。黄兴之子“中国盲文之父”黄乃先生一人就发明了两种汉语盲文。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多小时，每个字母c-a-b-b-a-g-e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义。一个英语教授竟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过去我可是一目十行啊！第一关就是行路难。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年复一年，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我还想写书。我开始尝试新的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书一本本的出版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导师李佩亲自做序，“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22年前，作家刘恒在《北京日报》的《作家写真》栏目发表了《小杨教书》，他这样写到：“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优美的语调，优美的手势，优美的笑容，让平凡的教室洒满了圣洁之光”。新世纪，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提出的“亚洲一流、国际知名”宏伟目标感召下，我又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还想读书！我考上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是《软实力》一书作者、全球化理论权威约瑟夫·奈。在他的课上，我提前读到了他主编的、即将出版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一书》。哈佛学生阅读量非常大，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不够了。因为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页扫进电脑，再通过特殊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样一来，时间全没了，只能靠拼速度了。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每分钟近400个，几乎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 paper，还要参加许许多多的学术活动……。有同学写了一首歌“I Will Survive”《我要活》，唱出了大家的心声。我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不仅完成了学习任务，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3门课。我发现哈佛的权威课程“领导艺术”涉及众多领导人，却没有中国领导人的身影。而授课教师正是30岁入白宫、效力于四位美国总统的哈佛顶尖教授大卫·葛根。我和中国同学写的《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肯尼迪学院定为范文。中国学子凭着对伟人的坚定信念和一腔爱国热情，让伟人超越了时空。葛根教授邀请我为他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做总结发言，他为我破例打了哈佛的最高分“A+”，并为我赠书题词，在他新出版的全美畅销书《美国总统的七门课》的扉页上写道：致杨佳，你教给了我们用新的方式去观察。金玫同学把《中国日报》一篇关于我的专访《变黑暗为光明》，发到校园网上， 一时间“佳，我们的骄傲！”“佳， 我们的榜样！”……网上评论不断。我也多次应邀到海伦·凯勒的母校帕金斯盲校交流并作为颁奖嘉宾，出席该校“2000年圣诞文艺晚会"，与师生们过了一个最难忘的圣诞节。哈佛毕业典礼上，当我从院长约瑟夫·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他对我说：“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上千名师生自发起立，鼓掌欢呼。那一刻，我非常自豪！这一年，我迎难而上，埋头苦学，凭着超人毅力，成为哈佛大学建校以来首位获MPA学位的盲人学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是好样的！以上文字整理自杨佳在“中国阅读大讲坛”主题讲座中的演讲内容。
来源：阅读三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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