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两遍的路: 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
(美)柯文(Paul A. Cohen)著
刘楠楠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索书号：K837.125/29
地址：岐山县图书馆一楼图书借阅室
柯文（Paul A. Cohen，1934—）先生是美国麻省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及历史学荣休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用柯文自己的话说“我并非生来就是历史学家的料”，并且“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柯文一直致力于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从其第一部专著开始，就承继他的导师费正清先生提出的治中国历史学的“新的范式”，创作了大量为国内学术界熟知的作品。他希望“深入中国，像中国人自己亲历历史一样，最大限度重构中国历史。”
图书内页
从1955年秋季柯文先生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中文开始，到其写作《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的时候，差不多经历了整六十年。正如他在开篇中叙述的那样：“中国人视六十年一甲子为一个重要循环。我从治学中国历史至今，正好六十年出头。此时回望我走过的路，似乎正当其时。”由于在六十年间构建自己的学术生涯与六十年之后回忆并书写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对于同样一段历史的两种不一样的建构，因此柯文选择《走过两遍的路》作为这本回忆录的题目。发表在《读书》2019年第12期上的题为《走过两遍的路：我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之旅》中，柯文写到：“这本书不是为了提醒、教导后辈，而是为了与前辈、后辈一同分享那份逐渐理解历史这门学科过程中迸发的兴奋和深切的愉悦。”
我们在柯文的《走过两遍的路》中，透过他与中国历史邂逅六十余年间的点滴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柯文的“反思意识”。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治学过程中，亦反映在其日常生活领域。就前者而言，求学伊始，在其授业恩师费正清的引领下，柯文就对其身处的学术环境、立场以及方法提出的质疑与挑战。就其日常生活而言，柯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偕妻女前往中国台北，作为一个男性知识分子，柯文在回忆起当初妻子为照顾子女和家庭所付出的各种牺牲与辛劳之时，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愧疚不是一星半点儿。”他写道：“撰写回忆录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回望人生前事，希望经过岁月的历练，自己能更加明智。”我们之所以要阅读前人回忆录，亦是期望能够透过他们的人生前事，为我们的人生多增添一份明智，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愧疚。
柯文是幸运的。因为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并且被父亲给予了极大的自由与支持，让他“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他父亲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机会。柯文更幸运的是遇到了费正清、史华慈等治学严谨且胸襟宽广的导师。柯文在《走过两遍的路》中的第四章中，用一整章的篇幅叙述该书“从书稿到印行过程中发生的千难万险。”这一方面，让我们窥见了学术出版领域的局限性；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无法被超越的费正清”。此前，柯文曾写到：“《在中国发现历史》第一章，我批判了费正清代表的学说。” 面对自己学生的“批判”，费正清保持着其一贯的宽容态度，表示“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踩在前人的脸上，人类怎能进步？”并且在柯文的这本书出版遇阻的情况下，主动给出版社写信，极力推荐。这样的费正清如何能够被超越呢？而遇到费正清的柯文又是何等的幸运呢？自1981年完稿到1984年正式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出版虽然几经波折，但一经出版即大获成功。也正是这本《在中国发现历史》，让中国的学术界与广大读者“发现”了柯文。
柯文的老师费正清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
故事与叙事，当时与现在——两重（或多重）历史的启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研究或解读发端于其所持有的历史观，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历史观建构出什么样的历史。尽管还有其他的一些小插曲，但让柯文迈入历史学研究旅程的最重要原因是“亚洲，尤其是中国”让他着迷，然而，六十多年过去了，当柯文再度回望这个旅程的时候，蓦然回首，却发现：“那个与我的祖国十分不同的国家，她的历史，竟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迥异于世。”从而，柯文也将自己的视野不断扩大，从中国拓展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本回忆录的最后，柯文写道：“历史是当时发生的事、过去的事，但历史也代表历史学家现在如何看待过去，如何理解、书写历史。”作为读者，我们每个人不仅经历着自己的历史，用某种方式回忆或叙述着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此同时，通过阅读，我们还能够经历那些自己不曾亲历的他人的历史，不断地重构我们个人以及所处的世界的历史，刷新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我想，这应该就是柯文《走过两遍的路》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迪吧！
李东晔，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流行文化研究等。出版专著《从租界到风情区：一个中国近代殖民空间在历史现实中的转义》《消费时代的藏与玩：汽车模型收藏的人类学考察》《予知识以殿堂：国家图书馆馆舍建设（1975-1987）口述史》；出版译著《积极性格图解》（合译）、《艺术人类学》（合译）；整理编辑《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民国新疆游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