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之路
作者：赵林祥
诵读：梁铁红
模糊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暖暖的春日，在生产队当保管员的父亲，早早吃过饭，挑了两桶水去浇灌队里育下的红薯苗儿。不到一刻钟，好端端负重几十斤担子走出家门的父亲，莫名其妙地横躺着被一群人慌慌张张抬回来。……罪恶的脑溢血让年仅五十岁的父亲猝不及防地撇下了我们母子6人，去了另一个遥远陌生的世界。
那一年，我只有两岁多。
八年后又一个暖暖的春日，已读小学三年级的我，担任了班长和少先队大队长。我突然高烧不退说开了胡话，母亲焦虑中去三叔家借来五元钱，把我背到村医疗站，那位没经过培训的土大夫量量体温就给我注射了两针链霉素，因为高烧持续不退，大夫就不断地加大药剂量，三天后，我在头疼欲裂中昏迷过去……醒来时，我已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链霉素深度中毒，无情地宣告，我永远告别了有声音的世界。
那一年，我刚十岁。
由莺歌燕舞鸟语花香的有声世界一下子坠入寂寞无声的孤寂之中，这巨大的落差我一时难以接受，多少次我揪扯着母亲的衣衫，声嘶力竭中发问：“娘，我咋就听不见了，我为什么听不见了？”母亲只能将我紧搂在怀中，眼中滚出大颗大颗的浊泪。多少回，孤寂无助的我发疯般撕扯着自己的双耳，任鲜血染红脸颊，脖颈……
因为失去了听力，更因为住院一个月使原本就入不敷出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外债，愁苦中的母亲实在凑不出几元钱的学费，就狠心中断了我的学业。但我渴望读书的“梦”并没因双耳的失聪和家境的困苦而泯灭。在逐渐习惯了无声世界的沉寂生活后的日子里，我按母亲的嘱咐，早早拔回一笼子猪草或拾回一背篓枯柴后、就身不由已跑出家门，偷偷摸摸溜进学校，蹑手蹑脚来到熟悉的教室前，踮起脚尖，趴在窗台上，隔着薄薄的玻璃，不眨眼地看老师翻书、讲课、看同学们唱歌、朗诵，直到估摸快下课时，才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头走出了校门。
半年后的一天，当我又一次趴在窗台上时，班主任赵忠贤老师堵住了我，连拉带拽把我带进他的宿舍，笔谈着问我：“想不想读书？”我使劲地点着头，不争气的泪水一下汹涌而出。赵老师又告诉我：“教室里的座位仍给你留着，班长的职务也没改换，老师和同学们都等你回来上学哩。”说罢，赵老师拉着我的手，一同来到我家，与母亲商量让我尽快复学。
可无论老师们如何三番五次地上门劝说母亲，无论同学们如何“大娘，大娘”地叫着哀求母亲，无论我如何寻死觅活、声泪俱下地乞求母亲，已被生活的重担和沉重的债务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母亲，实在无法理解一个山村聋童读书有何用途，何况“耳朵听不见了，能念进去书吗？还不是白花钱。母亲一次次地摇头拒绝。在遭到母亲的数次拒绝后，学校的老师们仍不忍心让我辍学，经过研究，给我减免了部分学杂费。这样，我才得以重新踏进母校的大门。
老师还是过去的老师，同学还是过去的同学，可我听不见一点声音，怎么学习呢？尽管老师定期单独辅导，尽管同学们热心帮助，但老师笔谈的讲解都很简单不可能像口语一样把问题阐述得清晰透彻。同学们的帮助，大多只给一个正确的答案，这是我不需要的。经过半学期的反复实践和艰难摸索，我最终明白：对聋人来说，学习只能靠自己独立思考，双耳失聪正好排除了外界的干扰，给了我得天独厚的条件。
于是，我完全抛开了老师的讲课进度不再用心留意老师讲什么，在黑板上写什么，而是自己对照课本及参考书籍上的习题，反复演算，摸索窍门。“卡壳”了，不管在课堂还是课余，一次次地追问老师，常常为解出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绞尽脑汁。下课了，我不知道，同学们拉扯着玩耍，我不理；放学了，我同样浑然不觉，执着地写着、算着，课桌上堆满了演算过的废纸。直到母亲推门进来拉了我一把，这才发觉，天不知何时黑透了，满天的星斗在窗外向我眨巴着眼睛……
就这样，我追上了落下半年的功课，几乎全凭自学读完了小学、初中，且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至今忘不了黑色的1979年。这年我初中毕业参加了宝鸡地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总分超过了当年中专录取分数线28.3分，但因听力残疾连普通高中都拒绝接收我，甚至聋哑学校都对我关闭了大门，因为当时国家政策是聋哑学校只收城镇户口的残疾学生。
这对我的打击是惨重的。我想以自己的能力，用知识来证明一个残疾人生存的价值，以报答祖国母亲的养育之恩，可社会无情地剥夺了我平等参与的机会。
在极度忿懑中，我撕毁了所有的书本，折断了钢笔，摔碎了墨水瓶。我发誓再也不读书了，知识有什么用呢？因为生活不需要像我这样的残疾人。
就在我数次自杀未遂，不吃不喝躺在炕上，想着如何了却自己残缺的生命时，是相依为命的母亲，那未老先衰的满头白发和含满了忧患的泪眼以及声泪俱下的哀求，让我重新爬了起来，扛起了父亲留下的锄头，走向了家乡的田野，开始了土里刨食的谋生之路。那完全是个偶然的机缘。雨天下不成地我去一位同学家里闲转，无意间看到一本《中国青年》杂志，在漫不经心地翻阅中，发现了海伦·凯勒的《我生活的故事》，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读着读着，眼前豁然一亮：海伦·凯勒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美国姑娘，却凭自学上了大学，并且成为19世纪杰出的作家和学者。我为什么就不能呢？何况，与她相比，我还有心灵的窗户一眼睛，它可以帮我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和人生的美好。
自学，当一个聋人作家的梦，就这样根植于我的脑海中。
但对一个居住在穷乡僻壤的农村残疾人来说，学习写作谈何容易？那时，姐姐出嫁，两个成家的哥哥也分家另过，我与母亲守着一间厦房自食其力，不仅要挣工分养家糊口，还得解决油盐酱醋的花销。再说家中也没有闲房子，在哪里学习写作？
美好的梦想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没有书房，我就在破烂的柴房里腾出一块地方，几块土坯支起一块木板当书桌。白天干完繁重的农活，晚上钻进书房，点起小油灯挑灯夜读，用两年时间自学完高中文科课程。1981年报名上《山西青年》杂志创办的刊授大学，刊大的老师被我的精神所感动，破例减免学费接收了我这个惟一的聋人学生。经过四年刻苦攻读，1985年我以12门课程总平均83.3分的优良成绩，从刊大文学系毕业。以后又分别上了柳青小说院、孔子函授大学、鲁迅文学院函授班。
在比较系统地掌握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同时，我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写下了200余万字的读书笔记，练习写作各类文学作品300多篇。我写出了两麻袋废稿，翻烂了五本《新华学典》，收到101份铅印退稿信。人熬得头发花白，两眼半瞎。终于在1984年秋，《秦岭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摇篮》。那一刻，我趴在四面透风的“书房”中，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此后，我的创作激情如山洪暴发。二十年来，在省内外报刊杂志发表了以中篇小说《帮忙》为代表作的近50万字的文学作品，先后15次获奖。1996年我被陕西省作家协会接收为惟一的聋人会员，并当选为宝鸡市作协理事。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聋人因为听力障碍，讯息闭塞视野狭窄，很难与健全人沟通。为了开阔视野和积累素材，了解新时期农村变革中的新事物，在1983年全国农村整团工作中，我毛遂自荐担任了团小组长，以后又升任村团支部宣传委员、支部书记，我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家乡农村各项工作出谋划策，带领团员青年义务植树，照管孤寡老人，打扫村街卫生，整修乡村公路，并多方筹集资金办起了当时全县惟一的村级团支部图书室。与此同时，以村组黑板报为阵地，向村民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提供致富信息，讲解法律知识，不时编些针贬时弊，歌颂农村新风尚的故事和顺口溜，“发表”在黑板报上，受到上千村民的交口称赞。因为宣传工作上的突出成就，1984年我被共青团岐山县委授予“优秀团员”称号，1985年被评为岐山县“优秀团干”，1990年当选宝鸡市十大杰出青年，1991年被中国残联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199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群众推选为村民组长，成为中国第一个农村聋人党员和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惟一的聋人村民组长。
寻梦的路上，有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1982年隆冬，正是我自学写作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家里没有-分钱了，一字不识的母亲在无奈中瞒着我把一麻袋书稿换成了几袋食盐和肥皂。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地里回到家时，面对空空的“书桌”不啻当头一棒，等弄明原委，在仰天长叹中冲出家门，摸黑追出二十里山路才撵上了那个拉着架子车收废品的老头儿。喊叫着比划了半天，老头儿才弄明白我的意思。当得知我身无分文，人家自然不会赔上老本，纠缠了许久，最后我脱下了身上所有的衣服、穿着条裤衩跪在地上叫了两声“爷”，老头才十分不情愿地答应了。
现在想起来，我仍然没有为自己当年以生命的代价和人的尊严换回书稿而感到羞耻，那次因重感冒引发肺炎住院一个月几乎九死一生。但那一麻袋手稿经过取舍筛选、润色加工，大多都变成了铅字。
最难忘的是1987年春，我无意中获知邻乡一位七十岁的老头在寿宴上立下遗嘱，要求死后火葬。这在偏远农村是个新鲜事儿我当即感到了它的新闻价值，立马骑着自行车赶去采访，并现场完稿，又赶到乡村加盖公章后上邮局当天发出。回家的路上兴奋中少了警惕，被身后驶来的一辆大卡车撞进沟里，昏迷十天，住院半年，并因脸颊肌肉深度撕裂，落下了人见人怕的终生伤疤。而那篇(七十七岁苏老汉，立下遗嘱要火葬》的报道，上了“宝鸡日报”的头版头条。
粗略算一下，在二十多年的寻梦旅途中，我骑坏了五辆自行车，先后6次遭遇车祸，每回都是头破血流，九死一生。感谢上苍的不弃，让一个残缺的生命每回都逃过了生活的劫难！感谢未竟的梦想，让我依然健稳地走在寻“梦”的路上。
有“梦”的人生，永无止境！
（图片来源于网络）
